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电影大辞典》“朱石麟”辞条中，编者把《故园春梦》写成是朱石麟“编导”的。其实，这部影片的编剧是夏衍，导演是朱石麟；是两位电影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“秘密”合作。
关于这次合作的缘起，夏衍曾回忆说：“50年代中叶，香港几家进步电影公司闹剧本荒，国内剧作家又怕‘海外关系’而不愿意给他们写剧本，于是廖承志同志就逼着我‘带头’给夏梦写一个适合于她扮演的剧本。”（注）香港缺剧本，内地去支援，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同胞之谊。但在当时，这种电影文化交流却因左的干扰而不能畅通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主持“侨委”工作的廖承志同志才“逼着”既是文化部分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，又是“侨委”委员的夏衍“带头”写剧本。这里，一个“逼”字道出了二公之间多年的深厚情谊，及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关切。怎奈当时太忙，剧本未能写成。后来“夏梦一再催促，才于1961年冬或1962年春改编了这个剧本”。“催促”表明了同胞间的信赖，夏公则以精心的劳作来回报。首先，在改编对象的选择上，夏公深知夏梦很喜欢巴金的作品，也认为让她演万韶华这个角色是适合的。于是他从巴金小说中选出《憩园》进行改编。此外，在具体改编时，夏公还考虑到“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”，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，“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，如把原著的小男孩寒儿改为女孩子等等”。夏公创作，从来不忘接受对象；此次改编，更是体贴入微。而最后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：“希望这部电影能‘给人间添一点温暖，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，让每个人欢笑’。”夏公是将自己电影改编的精湛艺术与对“东方之珠”的眷眷之忱，熔铸在这个即将南去的电影剧本之中的。
1964年，《憩园》由朱石麟执导、夏梦主演拍成电影，片名改为《故园春梦》。可以想见，如果这部影片作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成果，能够在两地大张旗鼓地公映，那么，影片中所再现的40年代特定的历史生活，所塑造的几个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物形象，以及经两地电影艺术家的合作孕育所焕发出来的艺术之光，将会在两地电影人与观众中产生何等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！然而，实际清况如何呢？夏公回忆说；“片子拍完后送到北京，廖承志同志看了很高兴，但我没有看，因为那正是‘阶级斗争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’的时刻，文化部的整风正在酝酿之中，好在片头上没有我的名字，不看，不公映，就这样‘混’过去了。”原来，夏公作为影片的剧作者不仅名字不能在片头出现，甚至连看一下影片都有被整的危险，更何谈在内地公映了。这里所说的“混”，正是当年极左思潮严重干扰情况下的一种斗争策略。我甚至想，如果当时不是这种斗争策略，那么，不仅夏公本人会挨整，恐怕这部影片也很难顺利地在香港公映了吧？30年代，当夏公等左翼电影编剧彻底转入地下，连笔名也不能署的时候，曾出现过1934年的所谓“编导年”。可是，在地上电影时期的1964年竟然也出现类似现象，这实在令人深思！
在当时，《憩园》是“混”过去了，但夏公还是在文化部整风结束时被免去副部长职务。再后来，便是“文革”十年浩动中接连不断的批斗、关押与迫害。当新时期初夏公以体残志坚、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重新工作的时候，《憩园》之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夏公再次记起此事，是在内地与香港电影文化交流事业发展日盛的1981年。当时，在杭州举行电影“百花奖”授奖大会上，夏公见到了香港著名电影研究家林年同先生。在有关“名著改编”的交谈中，林先生提到影片《故园春梦》，并表示愿意为夏公复印一份剧本的原件。从此《憩园》又成为两地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话题，由此也可见夏公的这次电影改编实践在香港电影界影响的深远。1983年，内地与香港电影文化交流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，两地电影合作由协拍转入大规模的合拍，两地电影理论家的对话也日益频繁、深入。这时，四川人民出版社约稿，夏公便同意将剧本《憩园》出版单行本，并写下了一篇令人荡气回肠的《后记》。在《后记》中，夏公感慨系之，谈到20年后重读剧本的感受：“正像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。”值此，电影剧本《憩园》第一次作为夏公的作品公诸于世。我们看到，历经20年的沧桑岁月，从“文革”前冒雨迎风的诞生，到“文革”后物归原主的问世，《憩园》现象已经成为两地电影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今年，是夏公诞辰100周年。此时，我们由《中国电影大辞典》的一处小小“疏漏”，而重提两位电影艺术家的这次“秘密”合作，不仅有深刻的纪念意义，更使我们颇多联想与思考。
注：《憩园·后记》，《夏衍电影剧作集》，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。以下所有没有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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